全球半導體產業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典範轉移。過去三十年，這座科技王冠上的寶石遵循著效率至上的全球化分工邏輯，臺灣專注製造、美國掌握設計、歐洲深耕設備與材料。然而當晶片從工業元件升級為國家戰略資源，供應鏈韌性與技術主權成為新的關鍵詞，一場圍繞人才、技術與產業生態的競合賽局，正在重塑國際合作的遊戲規則。
在這場全球半導體版圖重組的浪潮中，一個由臺灣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支持，橫跨臺灣與捷克的跨國人才培育平台「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Advanced Chip Design Research Center, ACDRC）」，正以獨特的結構性合作模式，悄然成為連接歐洲與亞洲高階技術生態的戰略節點。
ACDRC 臺灣方由國家實驗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Applied Research, NIAR）推動；捷克方代表單位則為捷克網路安全中心（CyberSecurity Hub CZ），該單位係由馬薩里克大學、布爾諾理工大學、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組成的聯合團隊，其中的關鍵領軍人物包括布爾諾理工大學微電子學系系主任 Jiří Háze 博士（同時擔任 ACDRC 中心主任），以及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教授微電子系副院長 Jiří Jakovenko 博士。
Jiří Háze 在接受英國全球企業家媒體 The Icons 時表示，ACDRC 不僅是一個學術合作框架，更是一個整合研究、教育與產業參與的結構化平台，在供應鏈韌性與技術主權成為全球優先議題的當下，這項倡議強化了歐亞合作的戰略縱深。Jiří Jakovenko 則從另一個視角指出，臺灣擁有高度整合的半導體生態系，而捷克的教育傳統則以深厚的理論基礎見長。這兩種模式的碰撞，產生的不是誰取代誰的競爭，而是彼此賦能的化學反應。
兩種教育典範的相遇，催生人才培育的新型態
如果將臺灣與捷克的高等工程教育擺在一起比較，會發現兩者幾乎處於光譜的兩端。臺灣的半導體產業高度集中，從設計、製造到封測形成完整的垂直供應鏈，大學教育與產業需求之間幾乎沒有縫隙。學生在大學階段就已進入無塵室、參與企業專案、熟悉工業流程，讓許多畢業生在進入職場時已能迅速融入實際工作環境。
對於這種模式，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教授暨電機工程學院副院長 Jiří Jakovenko 表示，臺灣的大學教育與產業之間的連結相當緊密，「學生在大學階段就能接觸實際製程與企業專案，因此當他們進入職場時，往往已經具備相當程度的實務能力。」
捷克則代表了另一種歐洲傳統。這裡的大學教育強調理論深度與系統思維，學生在微電子學、電路設計、材料物理等基礎學科上打下紮實根基，但與產業現場的距離相對遙遠。Jiří Jakovenko 在解釋這種差異時指出，捷克工程教育的優勢在於培養學生對系統整體的理解能力，他們知道晶片為什麼這樣設計，而不僅僅是如何製造。但在臺灣的合作中，他們看到另一種可能性，讓學生在求學階段就接觸真實的工業問題，這種應用驅動的學習體驗，是純粹課堂無法提供的。
Jiří Háze 則從結構層面分析這種互補性的戰略價值。他觀察到，臺灣的合作夥伴欣賞捷克學生在解決問題時展現的理論深度與系統性思考，而捷克方面也看見臺灣模式透過產學緊密結合，能夠大幅縮短人才從校園進入職場的距離。
在他看來，ACDRC 的設計正是希望讓兩種模式形成協同效應，讓雙方在合作中吸收彼此的優勢，進而發展出新的培養方式。
從協議到實踐，跨國合作的真實考驗
任何國際合作都面臨一個核心挑戰，如何讓書面上的協議轉化為真實的學習經驗與研究成果。ACDRC 的應對之道，是透過 WP3 人才培育與 WP4 研究合作兩個結構化工作分群，將合作細化為可執行、可衡量、可持續的具體行動。
Jiří Háze 詳細說明了這種運作模式。在 WP3 框架下，捷克教師與臺灣的大學和半導體領域新創企業共同進行課程諮詢、學生聯合指導、研究協調以及產業導向專案。這並非單向的輸出或輸入，而是雙向的知識流動，「例如當捷克方面規劃一門新的微電子課程時，會參考臺灣產業界的實務需求，而臺灣合作夥伴在設計研究課題時，也會融入捷克團隊在系統設計層面的理論洞見。」
WP4 則聚焦於研究層面的整合。與傳統的學術合作不同，這裡的研究課題從一開始就設定了應用導向的目標。Jiří Háze 指出，WP4 的活動結構刻意將學術成果與產業需求對齊，確保研究不僅止於概念驗證階段。那些與臺灣產業夥伴直接合作的專案，尤其具有落地潛力，因為從第一天起，團隊就必須考慮技術要求與市場條件。
這種結構化的合作模式，正在改變學生對國際經驗的理解。過去跨國學習常被簡化為文化體驗或語言練習，但在 ACDRC 的框架下，學生進入的是真實的研究環境與產業現場。Jiří Jakovenko 分享學生的回饋時提到：「參與計畫的學生普遍認為，最大的收穫是有機會理解完整的開發鏈，從設計、模擬到測試和部署。在臺灣的研究環境中工作，不僅強化了他們的技術適應力，更培養了全球思維和國際協作的自信心。」
合作的關鍵轉折，從短期交流到制度性連結
任何跨國合作都會經歷一個關鍵轉折點，當參與者開始意識到這不是一次性的專案，而是一個值得長期投入的制度性框架。對於 ACDRC 而言，這個轉折發生在合作進入第二年之際。當第一批學生從臺灣實習歸來，當共同指導的論文開始發表，當產業夥伴主動提出新的研究課題，參與者才真正體會到結構化合作的深層價值。
Jiří Háze 回顧這個過程時指出，ACDRC 發起的多項活動已經超越了短期交流的形式。WP3 框架下的常態化培訓活動、WP4 內持續擴大的研究合作，以及 2026 年已獲批准的後續計畫，都顯示合作正在走向制度化。當合作夥伴願意在既有工作組內申請額外的活動和延續專案時，這意味著他們將此視為可持續的關係，而非實驗性的嘗試。
這種制度化的意義不僅在於時間的延續，更在於信任的累積。Jiří Háze 認為：「在半導體這樣高度敏感且競爭激烈的領域，跨國技術合作往往面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外流疑慮、商業機密等敏感議題。只有在長期合作中建立的互信基礎，才能讓參與者跨越這些障礙，進入真正的知識共享階段。」
Jiří Jakovenko 從實務角度補充：「雙方共同指導博士生時，大家必須對研究目標、成果歸屬與發表策略建立清晰共識。這樣的合作本身就需要時間與互信。一旦默契逐漸形成，合作的深度與廣度也會明顯提升。之後討論的重點，往往會轉向如何讓合作發揮更大的價值。」
從實驗室到市場，創新轉移的新路徑
半導體領域的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之間，存在著一條著名的「死亡之谷」，許多實驗室裡的突破性成果，因為無法跨越商業化的門檻，最終停留在論文與專利之中。ACDRC 的設計邏輯，正是要透過跨國合作縮短這條轉移路徑。
Jiří Háze 解釋這背後的思考。在捷克和歐洲，從學術研究邁向市場應用的過程，往往仰賴大學、產業夥伴和應用研究組織之間的緊密協作。ACDRC 透過促進產業於早期階段即參與、聯合專案規劃以及結構化雙邊合作，有效強化了這個過程。當研究團隊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的工作可能被應用於真實產品，思考方式就會不同，他們會更關注可製造性、成本效益、技術成熟度這些實際問題。
這種應用導向的研究模式，正在改變捷克學術界的傳統思維。過去研究品質往往以論文發表數量與學術引用作為主要衡量標準，但現在越來越多年輕學者開始關注研究成果對產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
Jiří Jakovenko 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參與 ACDRC 計畫的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人員，在求職市場上往往更具競爭力。除了學術成果之外，他們同時具備與國際團隊協作、理解產業需求，以及將研究轉化為實際解決方案的能力。這類兼具學術與產業視角的人才，正逐漸成為歐洲高技術產業極為重視的資源。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ACDRC 正在形成一條連接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的創新轉移通道。Jiří Háze 在總結這個觀察時指出，透過連結兩個高度互補生態系中的學術團隊與產業夥伴，ACDRC 讓實驗室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距離明顯縮短。這項合作同時帶動人才培養、創新轉移與產業競爭力的累積。
近期一個具體的案例是參與 ACDRC 計畫項下雙邊研究的臺灣新創公司振生半導體 Jmem Tek，已於去年底在布拉格設立子公司辦公室，並將在四月舉行開幕活動，預計邀請臺捷雙方的產官學研代表共同見證。
這家專注於半導體技術創新的新創企業，正是透過 ACDRC 搭建的合作網絡，從學術研究連結到產業實踐，最終在歐洲市場落地扎根。從實驗室構想到商業部署，從學術交流延伸至實體投資，這個發展軌跡充分展現 ACDRC 作為創新轉移平台的實際效能。
下一輪十年，建構歐亞半導體人才樞紐的想像
當被問及對 ACDRC 未來五到十年的願景時，兩位教授的思考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方向，讓這個平台從雙邊合作進化為歐亞半導體與資安人才培育的常設樞紐。
Jiří Háze 描繪了這幅藍圖：「我希望 ACDRC 能夠發展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可的聯合博士培訓平台、產業導向研究計畫的孵化器，以及連接學術與產業夥伴的協同創新機制。未來這個平台也能逐步向更多歐洲與亞洲夥伴開放，讓合作網絡持續擴展。」
Jiří Jakovenko 則從歐洲視角補充這項願景的戰略意義。他指出歐洲正在重新思考半導體產業的未來布局，從歐洲晶片法案到各國的人才培育策略，都在尋求建立更具韌性的生態系：「在這樣的背景下，ACDRC 提供了一個可借鏡的模式。這個模式透過整合既有優勢，形成一套跨國協作的結構性框架，而不是從零開始建立新的機構。這種輕量化但制度化的合作模式，或許正是未來高技術領域國際合作的發展方向。」
Jiří Jakovenko 最後補充說，在半導體成為地緣政治焦點的時代，人才培育早已超越教育政策範疇，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戰略。當各國忙於築起技術壁壘、爭奪有限人才之際，ACDRC 展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透過結構化合作釋放互補優勢，讓人才在跨國協作中成長，讓創新在知識流動中發生。
Jiří Háze 也為訪談做總結表示，真正的技術主權並不意味著閉關自守，而是具備參與全球協作並從中獲益的能力。這句話或許為這個時代的半導體競合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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